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白先勇先生在《台北人》中引刘禹锡的《乌衣巷》作为序跋。短短的两句诗，暗示了人生无常，历史沧桑变幻的主题，寄托了白先勇先生无尽而深刻的乡愁，也更多地包含了“家国同悲”的感慨。

《台北人》是一部短篇小说集，首次出版于1971年。该书收录了14篇短篇小说，描绘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间生活在台北的外省人及他们的生活、情感和心理状态。小说集以细腻的笔触展现了这些经历战乱，被迫迁徙的“台北人”，在新环境中的孤独、失落以及对故乡的怀念。在白先勇的笔下，“台北人”是一群身在台北心在大陆的异乡客。他们的根在大陆，身在台湾，却始终无法在那片新的土地上找到归属感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们的身份也逐渐失落，变得模糊不清，最终成了一曲曲令人哀叹的挽歌。

《台北人》以《永远的尹雪艳》开篇，白先勇笔下的尹雪艳，无论是在旧时的大上海，还是在现今的台湾岛，始终是圈子里的“顶流”，甚至不为外界干扰在各种场合变换身份。“尹雪艳在舞池子里，微仰着头，轻摆着腰，一直那么不慌不忙地舞着；即使跳着快狐步，尹雪艳从来也没有失过分寸，仍旧显得那么从容，那么轻盈，像一球随风飘荡的柳絮，脚下没有扎根似的。”“尹雪艳仍旧一身素白打扮，脸上未施脂粉，轻盈盈地走到管事台前，不慌不忙地提起毛笔，在签名簿上一挥而就地签上了名，然后款款地走到灵堂中央，客人们都倏地分开两边，让尹雪艳走到灵台跟前，尹雪艳凝着神、敛着容，朝着徐壮图的遗像深深地鞠了三鞠躬。”无论是王贵生，洪先生还是吴经理，这些围绕在尹雪艳身边的“因素”发生怎样的变化，尹雪艳都有着自己的“拍子”“旋律”。在尹雪艳那里，往昔所有的荣华会海市蜃楼般地再次浮现。作家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几乎是凝固和恒定的女性形象典型，但是在这看似永恒的背后，却没有人能够对抗现实社会的变迁。永远始终无法永远，那些纸醉金迷的浮华最终不过是大梦一场。《永远的尹雪艳》中描写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上的乡愁，是在迷茫中找不到自我的认同和归宿，是客居台湾的漂泊者们感到空虚，无所依归的一种精神饥渴。

在《游园惊梦》里，钱志鹏将军在南京身居高位，钱夫人为桂枝香（窦夫人）请生日酒的那天，“梅园新村的公馆里一摆就是十台，擫笛的是仙霓社里大江南北第一把笛子吴生豪，大厨师却是花了十块大洋特别从桃叶渡的绿柳居接来的”。同时“梅园新村钱夫人宴客的款式怕不躁反了整个南京城”，由此可见钱夫人当时的富贵与排场。然而，来到台湾后，钱志鹏将军已经去世，钱夫人独自住在台湾南部，穿着有些发旧的长旗袍，坐计程车到台北参加窦夫人的宴会。此时的钱夫人不仅失去了在南京时的富贵与排场，连身份地位也渐渐失落。在南京时，她常常占据宴席上的主位，作为钱志鹏将军的夫人，她从不推让。然而在窦夫人的宴会上，直到赖夫人和窦夫人提醒后，钱夫人才忐忑地去第二桌的主位坐下。随着钱志鹏将军的逝世，钱夫人的身份认同逐渐在现实生活中败下阵来。

《一把青》里的朱青，曾“是一个十八九岁颇为单瘦的黄花闺女，来做客还穿着一身半新旧直统子的蓝布长衫，襟上掖了一块白绸子手绢儿”。“眉眼间蕴着一脉令人见之忘俗的水秀”。可来台湾后，因丈夫郭轸身亡，朱青却变得浪荡起来。朱青失去了甜蜜的爱情，她的身份认同随着丈夫郭轸的逝去也一同失落了，于是，她放逐了自己。“从一个乐师手里拿过一双铁锤般的敲打器，吱吱嚓嚓的敲打起来，一面却在台上踏着伦巴舞步，颠颠倒倒，扭得颇为孟浪。她穿着一身透明紫纱洒金片的旗袍，一双高跟鞋足有三寸高，一扭，全身的金锁片便闪闪发光起来。”郭轸遇难，她激动疯狂、目光涣散，喉头挤出的尖细声像耗子被人踩得吱吱惨叫一般，以至于几个礼拜后便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眼也凹成了两个大洞。后来的朱青与从前判若两人，东山一把青不只是埋葬了郭轸，还将自己也一同埋葬了。

余光中曾说：“白先勇是现代中国最敏感的伤心人，他的作品最具历史感。”白先勇的作品很深刻，在于他将身份困境在作品中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，而这也让作品变得沉重起来。

“台北是我最熟悉的——真正熟悉的，你知道，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——可是，我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，桂林也不是——都不是。也许你不明白，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。那不是一个具体的‘家’，一个房子，一个地方，或任何地方——而是这些地方，所有关于中国记忆的总和，很难解释的，可是我真的想得厉害。”那么乡愁是什么呢？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来理解，“乡愁”就是“怀念家乡的忧伤的心情”。然而，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乡愁早已不仅是对于家乡思念的一种情绪，在时间、空间的变化之下，身份的急转之中，也带入了更多“家国同悲”的情绪。白先勇通过《台北人》表达了他对故乡的深切怀念和他身处文化割裂中的无奈。他用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洞察力，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，那种深沉的乡愁和复杂的文化认同感，以及在漂泊中的无所适从和“家国同悲”的情绪带给我们更多、更深的思考。

（作者单位：国贸公司）